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共产党人战斗在隐蔽战线，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工作，鲜为外人所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汉（寿）沅（江）益（阳）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戴春生就是其中之一。

戴春生，1898年2月4日，出生在汉寿县军山乡罗家湾一户农民家庭。1914年开始，他在益阳新桥河等地教书，五四运动后经常阅读进步书报，开始追求革命。

1926年秋，工农革命运动兴起，戴春生在新桥河一带领头办农会、打土豪，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党组织遭到破坏，他隐身在益阳迎丰桥一带任家庭教师。1930年辗转湖北公安，仍以教书为掩护，寻找党组织。

1931年开春的一天，戴春生根据中共洞庭特区委指示，从洪湖苏区回到故乡，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上级曾指示他，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他刚回到老家，就遇上了国民党选团正的机会。经过多方努力，他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军山乡第三团团正。

当上团正后，戴春生充分利用这个身份，联络老党员，发展新党员，他首先成立中共汉寿支部，接着又与沅江、益阳的党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党支部。在特委的指导下，由戴春生任书记的中共汉沅益区委于1931年6月宣告成立。此后，戴春生便在当地的郭玉和饭铺建立起党的秘密活动据点。

1932年10月，特委派组织部长部光明前往汉寿同戴春生取得联系，部光明传达上级指示后宣布：中共汉（寿）沅（江）益（阳）联区工作委员会、汉沅益联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联区工委由部光明任书记，联区苏维埃政府由戴春生任主席。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部光明化名张银波，戴春生化名戴玲。从此以后，革命浪潮在汉寿、益阳、沅江县境掀起了汹涌的波涛。当时的益阳县团防局团总曹明阵将革命标语出现最多的汉寿、益阳列为侦查重点，将汉寿军山铺、益阳迎丰桥列为侦破的重中之重。一时间，郭玉和饭铺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

曹明阵单线指派益阳新桥河大地主刘介钦秘密监视戴春生的活动，戴春生经过多次周旋，逐渐摆脱了敌人的监视。随后，戴春生秘密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对敌人进行反监视。

刘介钦毫无所获，曹明阵又派人到汉寿团防局调查戴春生的情况，当地人对戴春生反映较好，敌人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便将搜捕的重点转向益阳，放松了对军山铺的监控。

汉沅益联区工委和联区苏维埃政府转守为攻、扩大战果。于是，以军山铺为中心的周围各乡镇、商店改称红色商店，学校改名列宁学校，建立消费合作社，发动群众，烧毁地主的租田契约和高利贷字据，从地主手中再次夺回田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苏维埃政府明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禁止剥削。一时间，《十绣歌》《十愿歌》《歌唱苏维埃》等革命歌曲传遍山区湖乡。

1933年3月3日，由于叛徒告密，联区工委和苏维埃政府遭到敌人破坏，戴春生和10多名党员被捕。4月份，他在益阳城郊英勇就义，时年35岁。

时隔八十多年，星移斗转，物阜民丰。抚今追昔，长怀先烈，汉寿县2017年拨出专款，选址于当年英烈战斗之地，立碑建陵，以慰英灵，让英雄精神万古长青。记者在军山铺镇祝家仑村戴春生的墓地看到了三块碑文：一块是汉寿县委、县政府立的“戴春生烈士之墓”、一块是戴春生的后人立的“先人碑”，还有一块是军山铺联校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汉寿县文物局的档案室内，至今还陈列着戴春生当年教书用过的手提箱以及他在被捕后写给家人的《遗书》。字里行间，彰显了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一心为公、爱党爱国的博大情怀，爱家思乡、难舍骨肉的人之常情。

现年80岁的郭运筹是戴春生的外甥，在戴春生被捕后，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郭运筹的父亲烧掉了一些机密文件。后来，郭运筹根据父亲的口述以及自己的回忆，重新整理了关于戴春生的文字资料交给县里有关部门，让先烈的英雄事迹流芳百世。

军山铺镇作为汉沅益联区苏维埃遗址所在地的革命老区和革命先烈戴春生等人的家乡，他们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先烈遗志，坚持党建统揽，激发发展动力；推进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家园，扮靓老区形象；发挥山水特色，既保护绿水青山，又造就“金山银山”，发展当地经济；挖掘红色资源，开发打造红色文化与生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项目，促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谱写了老区发展的新篇章。

（市民政局老区办   王磊）